美國經驗VS澳門現況 -- 編舞精英紐約歸來的思考
Candy(藍衣)和Stella(紅衣)在艾米·瑪素的指導下學習
本月18日,觀衆可於澳門文化中心欣賞到一場由紐約艾米·瑪素舞蹈團(Amy Marshall Dance Company),和兩位本地編舞精英郭瑞萍(Candy)、何雅詩(Stella)共同奉獻的舞蹈盛宴“浪·無止”。該舞作將兩人對澳門昔日悠閒恬靜小城的回憶,和艾米·瑪素初涉澳門繁華喧囂的印象共冶一爐。Candy和Stella月前才從美國參加完澳門文化中心和艾米·瑪素舞蹈團合作的“跳躍·紐約——編舞精英交流計劃”歸來,且聽她們娓娓道來在紐約的三周密集式短訓經歷,感受她們此次美國取經對編舞理念的體會,和對澳門舞蹈事業、澳門舞團發展的新思考。
收穫與改變
Candy和Stella表示,美國之行最大的收穫,是西式舞蹈元素與思維對自己舞蹈生涯的衝擊,“不但圓夢,還超出了我們出發之前的期望”。
Candy和Stella表示,美國之行最大的收穫,是西式舞蹈元素與思維對自己舞蹈生涯的衝擊,“不但圓夢,還超出了我們出發之前的期望”。
初到紐約,Candy和Stella兩人抽空參加了Movement Research工作坊,專門學習脊椎和肌肉在軀體動作中的工作原理,讓舞者理解身體的構造,硏究身體動作。對此她們感觸頗大,“在澳門學跳舞不會有這種課程,但這對練好舞蹈基本功很有幫助的,瞭解你的身體,感受你的身體,之後你才會知道如何更好通過舞蹈來表達。”這些對舞蹈細節關注點的差別,正好反映了東西方在舞蹈觀念上的差異,“美國人會更多地認為舞蹈是表達思想、展現身體構造、美態的一門藝術”。理解並吸收這些看似微小,但重要程度卻可以無限放大的細節知識,讓舞者對舞蹈的理解進一步昇華。
Candy原本專注於現代舞,她直言紐約的學習讓她對舞蹈的理解和看法大為轉變。“以前我比較鍾情歐洲那種偏重於自由釋放的現代舞,對美國百老匯式的舞蹈有少少抗拒。但當我去到紐約,看到Amy那群專業的舞者對舞蹈的投入、熱情和專注,我被徹底感動了。”這讓她體會到,舞蹈的風格並不是最重要的,跳舞的關鍵是要“express到你內心的東西”,這才是舞蹈的眞諦。
長期練習中國舞的Stella,到紐約之後變成“朝九晩五”密集式地跳現代舞和芭蕾,這對她而言是一個衝擊,一柔(中國舞)一剛(現代舞),落差很大,“出發之前我沒有想到兩個星期的訓練能改變我對中國舞的思考,但原來眞的有了變化,我會去思考中國舞的長處,反思它本身有什麼可以改變、可以豐富的地方。”對中國舞長期以來形成的慣性思維的改變,Stella說她已經着手嘗試添加現代舞的可取元素到中國舞中,她的目標是改變中國舞遺留在普通人心目中的“老土”印象,要感受“現代的中國舞”,“有傳統中國舞的造手和舞姿,也要滲入現代舞的元素”,Stella這樣定義。
效率、熱情、創意
交流計劃中一件令Stella和Candy大感驚訝的事:艾米·瑪素這班職業舞者的效率極高,排舞導師陳述主旨5分鐘,各組舞者準備10分鐘,彙報15分鐘,最後導師從中組合整理感興趣的動作再讓舞者跳兩遍,需時15分鐘,“眞不可思議,短短一堂45分鐘的課就能排出3分鐘的舞”,而在澳門,這需要一個月。
Stella覺得這可能要歸因於文化的差異,“他們的思維很跳躍,很創新。在Amy的課程中,導師一直鼓勵學生表現自己的創意,先做了再說。”在這種的思路下,學生一開始就被培養出積極思考、不斷發掘的習慣,到編舞、排舞的時候大家各種想法也就噴湧而出。“澳門的學生比較乖,他能夠按照你的動作跳,但未必明白你的用意,就算跟住跳反應都較慢……老師跳了右邊,他不一定能跳出左邊。”Candy對此也有見解:“東方人含蓄內斂,不輕易直接表現自己,這對發揮創意是一大障礙。”
“當然,編舞的外部大環境也有很大的不同。”Stella補充道,“澳門也有一些團體或者公司請舞團排舞、跳舞,但往往不放心讓她們全新創作、編一個舞,只需要我們看一下以前的錄影帶,抄現成的就可以,說這樣保險。”在美國,情況迥異,項目的出資方會把選舞、編舞、排舞全權交給舞者,給予他們廣闊的表演空間。改變社會對藝術的思維方式,培育舞者寬鬆創作的外部環境,並非一蹴而就,但是,這是澳門要發展藝術產業努力的方向。
澳門要扭轉觀念
Candy和Stella均為本地舞團的主要負責人,她們稱澳門舞團現時的發展存在不少問題:缺少經費和資助、沒有機會作大型公演、沒有專業舞者、舞者訓練的熱情和效率不高……要維持一個團體的運作,經費是關鍵。政府部門,如敎靑局和文化局每年會因應民間舞團寄送的項目和活動計劃書給予部分資助,但是這部分經費卻不足以覆蓋活動的支出,舞團惟有寄信到各大基金會繼續申請支持。有些本地舞團,如“紫羅蘭”等會定期開辦舞蹈培訓課程,靠收“學費”維持舞團日常的運作。為了開源,舞團會承接社會或私人團體的表演節目,如民署、街坊會等舉辦的活動,商業公司的推廣活動,但這些機會畢竟屬少數。七拼八湊之下,錢僅僅夠用。
反觀艾米·瑪素藝術團,規模和澳門大部分舞團相似,他們也未得到政府津貼,也鮮有私人資助,而是靠學校、社團、商業機構委約編舞、排舞、表演等,維持經營。在美國經營一個舞團的成本花銷更大,昂貴的訓練場地租金足以讓很多經營者卻步,幸虧藝術市場的繁榮和濃鬱氣氛為舞團帶來不少工作。
Stella介紹道:“美國舞團的創作是project based的,接一個job就相當於一個project,這個proposal寫得很詳細,從場租、編舞、排舞訓練到舞者演出服裝、交通、眞正踏上舞台演出的演出費都分項詳細列明,項目的資方會逐項支付舞團。”資方對舞團風格的尊重和欣賞,是對其提供高質素表演,對舞者專業技藝的肯定和鼓舞,這也使美國的舞團經營者能夠始終固守創作風格,登上一個個新的台階。
講到舞團的創作風格,Candy所在的石頭公社是以創作為主要運作方向,但她坦言,礙於經費和成本,未來會更多地專注在“低成本創作”。被問到為何不搜索更多途徑獲取資助?她說目前不會在這方面費心思,“首先是觀念的問題,他們找我們跳舞、敎舞,不會考慮到之前要有大量的準備,要為他們度身訂造、去編舞,要租場排練,往往只給你算‘車馬費’,算跳舞或者敎舞那一刻的時薪……我們在寫項目申請計劃時,連Artists都不敢列明,寫來也無用,這些觀念極難扭轉。”Stella補充說:“澳門的商業演出機會少,但絕非無,某些商業公司的贊助只是低層次的贊助,比如他們會要求你背着其公司的Logo,穿與其產品顏色一樣的衫,用他們指定的廣吿歌做背景,隨便跳幾個舞步就可以交貨。”這樣的“項目”完全談不上是創作,對一個舞團自身風格的形成和發展並無幫助。
政府缺乏培育機制
澳門也缺乏對民間舞團的培育機制,未能有舞團成長的鍛煉平台,舞團難有機會登上大舞台展現。“以前,澳門藝術節有舞蹈專場給各個民間舞團表演機會,每個舞團可以演出一二個舞蹈;另一個主要活動澳門舞蹈節以前也會鼓勵各個舞團參與,但是現在需要遞申請,審批過才能‘有機會’表演。(能給予舞團機會的)現在僅剩下藝穗節了。”談到這些,Candy和Stella無不流露出絲絲遺憾。她們希望政府多給予舞團大型公衆演出的機會,讓舞者獲得更豐富的經驗和鍛煉,更好地展現才華。
美國專業舞者對跳舞的專注熱情和練習的高效率,讓Candy和Stella兩位詫異萬分,和澳門的兼職舞者或舞蹈學生再加比較,更覺有天淵之別。“美國舞者的收入不高,他們要到餐廳、酒吧做兼職幫補,但是對跳舞的熱情從不退減,他們堅稱跳舞才是正職。澳門剛好相反,敎和學的都是兼職、業餘的。很多跳舞老師正職那份工落班才去敎舞,dancers更不用說,都是兼職。”如果說這是敎育體制和藝術文化政策等客觀條件造成——因為澳門很少舞蹈系的“正牌”畢業生,勞資市場上也沒有專門從事跳舞表演的職位供應(學校的舞蹈敎師不算),那麼這些兼職舞者和學生對跳舞的態度和參與熱情就屬個人主觀問題。“他們從不會在排舞前提早熱身,為了幫他們熱身,總要拖到指定開始排舞時間之後一個鐘先可以開始排。”對於長期接受“塡塞式”敎育的東方學生,就算在接受跳舞這樣一項需要創造和熱情的藝術學習時,也不能期望他們像美國學生在導師重複兩次示範就能做出動作,他們多數依賴老師找出錯誤,手把手地敎,直至做出動作為止。“明明知道連續不斷、稍長時間的密集訓練對他們體能、技巧的提升都有幫助,但他們不願意,很快就變成軟皮蛇攤在那裡喊‘辛苦’。”跳舞的熱情戰勝不了疲勞來襲,更不能祈求他們會花時間進行創作思考。
Candy和Stella在美國目睹的情況,美國的藝術市場發達,市場化經營能為舞團提供充足的生存空間,澳門的舞蹈表演市場亟需發展。從舞團自身來說,應致力提升編舞、表演的專業技巧,吸引觀衆;同時在政府的支持下通過招生授課,參與更多演出使收入來源多元化。
但凡一個組織的誕生和發展,外在環境的催生和培育必不可少。政府相關部門要致力提高舞者的專業性,完善敎育系統內的科目設置,培養出一批舞蹈系的優秀畢業生。除了資助舞團硏修提升外,還應通過更多的文化宣傳,組織境內外的各類精彩表演,培養市民、商業機構舞蹈欣賞的水準與需求,造就良好的外部環境,讓舞團自己擁有造血功能,也為畢業後的專業舞者營造生存空間,這樣舞蹈事業才會有眞正發展。
樊越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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